从通讯录到通缉录的转变EMBA校友-【新闻】

从通讯录到通缉录的转变，EMBA校友

EMBA校友：从通讯录到通缉录。（图片来源：东方企业家）

文：邹蔚 　　北京大学国际MBA(BiMBA)美方院长杨壮(微博)教授有一天突然被一名EMBA学员拦住。那是一位中国颇有名气的创业企业家。他请杨教授坐进他豪华宽敞的汽车里，然后开始倾诉他的苦恼：“教授，我现在是成功人士。我赚到了好几亿的钱，一生都花不完，甚至我的儿子、孙子一生都花不完，可是我为什么却感到生活毫无意义呢？我到底该怎么办？” 　　杨壮说，像这位EMBA学员一样被这个问题困扰的年轻的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成功人士”、“商业巨子”崩溃甚至自杀的消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财富焦虑、使用各种高尚或卑贱、光明或黑暗的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后，很多人都开始讨论如何跨越精神焦虑，获得内心的安宁。 　　中国商人的财富历史几乎与商学院的历史并行，它们都从被称为“公司化元年”的1984年起步，又因为“公司化”的需要而行情看涨。MBA全国统考依旧是考研中最艰难的抉择，而EMBA的学费一涨再涨，却依旧无法阻止人们寻求某种突破的热情。 　　有人希望能够获取管理的真正技术，从6西格玛到组织行为学；有的人希望能够与同路者同行，依托一个“通讯录”来完成人脉资源的积累；有的人希望能够从伦理课上为自己找到抉择的伦理依据，免得成为投资者和消费者诟病的对象；有的人希望寻求内心的安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力量。 　　有的人找到了烙印上自我的精神力量，也有的人，像被称为“警花”的王菲，依托青春和美貌，游走在黄光裕、郑少东们中间，成为粉色点缀。她，居然是长江商学院的EMBA，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长江商学院知名度最高的EMBA。一条鸿沟的两边部署着巨额财富、埋设着无限的地雷。对峙的双方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所谓“原罪”与“清洁”，没有所谓“左”与“右”。它们只是人们内心中各属光明与黑暗的力量，拥有行善与作恶的能力。 　　2004年，北京的一份报纸刊发了一家商学院3名EMBA学员勤奋学习的报道，他们每月都抽时间“打飞的”到北京学习；他们认真听课，热烈讨论；他们学以致用，在公司内部诲人不倦。十年后，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三名“优等生”中，已有两人锒铛入狱。 　　中国商人需要商学院，但我们的商学院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是提供一份通讯录，还是提供一份通缉录？是提供一张人脉网还是提供一张恢恢法网？ 　　没有人知道。 　　事实上，中国商人迫切需要的东西，恰恰是商学院无法提供的。中国某家商学院EMBA班的一位学员说，他们班组织一次长江游轮活动，组织者希望每个人带个女伴，“另一家商学院教授讲课的时候说：”XXX是我们的学员，知道他为什么被抓吗？因为他没听过我的战略课。“ 　　这些传言具有相同的禀赋。可复制。 　　《华尔街日报》曾经问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人们受到诱惑时的所作所为似乎意味着道德准绳的失灵。但到商学院才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晚？” 　　诺里亚说：“一般认为道德和品质是青少年时期在家庭里养成的。其实我认为品质的养成是贯穿人一生的。亚伯拉罕。林肯说，如何应对逆境是对个人品质的真正考验。考验一个人的品质有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给他权力。人们掌权后所暴露出的品性通常更让我失望。担任院长的经历已经让我对此略有体会。适应新的自我，学会保持谦虚在我品质养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我从父母那儿学到的东西。” 　　还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由圣教会组织建立的圣母学院门多萨商学院院长凯洛琳。伍案头的第一要务就是向学生灌输商业道德的理念。伍院长希望吸引和录取已经深信“生活远不止意味着拥有许多财富”的学生，而且他们应当对获取成功过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成功结果本身同等重视。 　　接下来，我们将提供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那些骄子们，“生活远不止意味着拥有许多财富”，还拥有许多丑闻和恶行。他们尽管拥有各异的人生，却至少拥有一个相同的名分—他们都流淌着商学院的血。他们流的不是蓝血。它的颜色可能会比乌鸦黑。 　　牛根生 　　滔天的牛奶亮出了他们的罪恶。今天，他们的罪恶还在继续。 　　2008年，三鹿、伊利和蒙牛的名字赫然和三聚氰胺联系在了一起。 　　自从三鹿奶粉被曝出添加会严重损害婴儿肾脏的三聚氰胺后，质检部门对中国乳品市场进行了彻查。9月18日公布的全国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结果显示，蒙牛、伊利与光明的液态奶产品均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抽检蒙牛产品121批次，110批次未检出三聚氰胺，11批次检出三聚氰胺，检出值在每公斤0.8～7毫克。三家企业目前占据国内液态奶市场前三位，总共占有65%的市场份额，仅蒙牛一家的液态奶市场份额，占全国约四成。“跑出火箭速度的奶牛”终于摔倒了，被自己绊倒的。那是中国乳品行业道德与信誉的丧失。 　　“蒙牛奇迹”的缔造者、被光环笼罩的牛根生流下了眼泪，但在那个惨痛的季节里，他的眼泪是多余的，谁还在意。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诘问：“牛根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辞职？！”的确，蒙牛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并在宣传中屡次强调品质，其产品也被查出了含有三聚氰胺，是不可饶恕的。 　　牛根生另一重身份是长江商学院第一批入学的“中国CEO班”学员。2006年，他在香港受到长江商学院创始人李嘉诚接见，“高兴得半宿没睡觉”。2008年10月18日，牛根生向他在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同学们发了一封万言书，上面写道：“(蒙牛)股价暴跌，导致我们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蒙牛股份在价值上大为缩水，这引得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一面编织谎言，一面张口以待……及时补足保证金，关系到企业话语权的存亡。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牛根生祭出了民族企业的牌，在摩根士丹利的收购面前。在万言书中，牛根生还就蒙牛的牛奶中为什么会有三聚氰胺、自己是否知情、如何善后进行了阐述，撇清了公司及管理层在事件中的责任。并且不提如何对三聚氰胺的受害婴儿进行赔偿。 　　在蒙牛被查出液态奶和奶粉中均含有三聚氰胺半个月后，牛根生出现在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他期望企业同行们出手相救自己一把。他坚称自己和团队对于三聚氰胺被添加到了原奶中毫不知情，而那是供奶商为了牟利，加入三聚氰胺以催生蛋白质。蒙牛节省了上游渠道建设的资金，发动农村和畜牧区的奶农、民间资本集资建立奶站，蒙牛负责采集奶农生产的原奶，其在黑龙江、甘肃、河北的工厂均采取类似经营模式。牛根生辩称，没有对收购的牛奶进行三聚氰胺的检测是乳品行业的惯例。 　　受到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蒙牛2008年全年亏损9.486亿元。在一年后，中粮集团联合厚朴基金以每股17.6港元的价格投资61亿港元收购蒙牛公司20%的股权，意味着牛根生及其团队离开了蒙牛乳业(微博)大股东的位置。现在牛根生转为做慈善工作。 　　李途纯 　　长江商学院的牛根生落得个名声扫地，仅此而已，对他的追究到此为止。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的EMBA李途纯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进了看守所。他和他同学们在这几年接连曝光，但都不是好新闻。 　　2010年夏天，湖南太子奶集团(以下简称太子奶)的创始人李途纯突然被刑事拘留，与此同时，他一手创立的太子奶集团也被警方查封。他在看守所里一待就是两年多，直到4个月之前才以保外就医的形式返回株洲家中。李途纯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原因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李途纯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儿子。 　　风雨飘摇的太子奶集团因为创始人身陷囹圄而加速了它的倒塌。2006年，李途纯同纽约证券交易所(微博)的CEO约翰。塞恩在钓鱼台国宾馆进餐，他对媒体说太子奶的目标是在美国上市。这家在21世纪初来势汹汹的乳品企业，从巅峰跌落到破产的境地只用了两年时间，曾经被广泛赞誉的李途纯究竟怎样让自己十余年的创业毁于一旦？ 　　公开的资料显示，2001年到2007年，太子奶的销售额从5000万元飙升到近17亿元，总资产超过30亿元。太子奶在中国乳酸菌饮料市场的占有率最高时曾达到76.2%，稳居行业第一。企业最高峰期，公司员工达8000人。可以想见，那时的李途纯很风光，他说太子奶“要进入世界500强”，“做千年企业”都不足为奇。在市场上快速、大规模扩张成了李途纯最信奉的一招。太子奶先后在湖南、北京、湖北、江苏、四川兴建了5大乳酸菌奶饮料生产基地，圈地超过3000亩，有生产线50条。2005年，李途纯宣布10年后太子奶的年销售额为10亿元。与此同时，太子奶还涉足食品、调味品、童装、日化用品、酿酒、旅游休闲、餐饮、零售、传媒、房地产等领域。 　　2007年1月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李途纯代表太子奶与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三大投行签约，并更名为“中国太子奶(开曼)控股有限公司”。其中英联投资4000万美元，摩根和高盛分别投资1800万美元及1500万美元。李途纯与三家投行签下的是对赌协议：在收到7300万美元后的3年，如果太子奶集团业绩增长超过50%，就可以降低对方股权；如完成不了30%的业绩增长，李途纯将失去对太子奶的控股权。 　　8个月后，三大投行又介绍花旗集团、新加坡星展银行等6家国际银行，为太子奶提供了5亿元人民币的无抵押、无担保、低息3年期信用贷款。折合近1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注入太子奶。而有太子奶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曾认为，太子奶爆发式增长时根本不缺钱，甚至一些年头资金非常宽裕，因为太子奶此前一直施行经销商预付货款的制度。 　　2008年，受金融危机打击的花旗银行要求提前还款，这时李途纯已经将之前募集的资金用于建设生产基地、购置生产线以及开拓销售市场上。一系列的麻烦接踵而至：许多经销商预付了货款后却拿不到货，开始向公司施加压力；公司员工的工资也被拖欠；银行也停止了对太子奶的放贷。2008年太子奶总资产为26亿元，但债务却高达25.4亿元。11月，对赌协议提前履行。李途纯想尽办法挽救太子奶。 　　一方面，李途纯在太子奶公司高层干部中募资，包括向中层提供10万元以上、高层提供20万元以上的集资，作为回报，太子奶向集资者按10%的月息支付利息，共募得约9000万元。另外，李途纯也向经销商“借款”， 从200多名经销商处筹得资金5600万元，代价是太子奶将以现金方式、向出资的经销商支付每月2%或2.5%的利息。“借款”成为两年后检察机关拘捕李途纯的理由。 　　走投无路的李途纯还被迫向株洲市政府求援。根据当时约定，国有的高科奶业租赁经营太子奶集团的核心资产，注入流动资金，帮助太子奶迅速恢复正常经营；太子奶集团董事长李途纯则负责清理和重组太子奶的债务。李途纯之所以选择坚守，他有出于感情方面的因素“做大一个企业不容易，何况还是一个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企业。”2009年，李途纯不得不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债主。据会计师事务所统计，太子奶的债权人7300名。 　　太子奶集团的多位中层人士认为，太子奶走到悬崖边上，与李途纯就读的所谓EMBA学习有关系。一位中层干部说：“看到那些同学都是上百亿元的身价，管理的企业都是行业巨无霸，老板深受刺激，急于冲刺。”李途纯是清华大学第一届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入学那年，他42岁。李途纯说自己有限的知识水平已经跟不上企业管理的要求，“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因而选择攻读EMBA。在结业时，李途纯作为毕业论坛的代表上台发言，他认为读EMBA最大的收获是“弥补了短板，让自己均衡发展，因为一个企业家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致命的弱点。” 　　和那一代很多年轻人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李途纯放弃了国营饭店总经理的身份，到深圳寻找创业机会。下海开书店，卖挂历。生意开始扩大，旋即失败—糟糕的钢材生意，欠下一大笔银行债务后，李途纯遁走南方沿海。深圳偶遇一个叫盛延岭的乳制品专家，他掌握着日本乳酸菌技术。1996年李途纯带领一班人马在湖南株洲建起了太子奶工厂。1998年，创办仅一年有余的太子奶，以8888万元的价格夺取了中央电视台的标王称号。“他们不停地举手要价，其实资产总额还没有竞标价格高。”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李途纯到央视竞标都是借钱去的。发迹后，李途纯花1亿元建了办公楼，按照他的要求，这栋楼的一半是仿天安门，另一半是仿白宫。房间水龙头5万一个，廊柱上镶嵌着宝石。 　　李途纯喊着太子奶要上市的口号，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家族企业。李途纯是老大，除最小的妹妹李晶晶外，其余三个弟妹都进了太子奶集团任职，弟弟李亚军曾任太子奶集团副总裁。他的儿子、妻子都分别担当重任。 　　目前，李途纯仍然隐居在株洲，不愿接受任何采访。 　　鄢彩宏 　　这是湖南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并且也是经过清华大学EMBA教育的打磨。他也倒在膨胀上。 　　同样是巨型资本玩家的鄢彩宏不像德隆的唐万里，只要提起德隆，人们就会自然想到唐万里，提起鸿仪系，人们不见得能想到鄢彩宏。接触过鄢彩宏的人对他的印象是低调、城府很深。“鸿仪系”资本崩溃后，鄢彩宏的一位中学同学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腼腆的鄢彩宏是背后的资本大佬。 　　鄢彩宏是湖南常德人，少时不起眼，曾在湖南驻香港办事机构任职。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鄢彩宏涉足服装、建材和房地产领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他没有在实业上走下去，他感觉“那条路太慢”。他日趋高端的人脉关系和香港背景，加上前期经商创业的成功让他逐渐膨胀，他要玩资本。在一次小圈子聚会中，他说自己应当“低调务实，志存高远；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所谓鸿仪系，是指鄢彩宏以早年设立的上海鸿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起家，通过资本运作控制了一批上市公司。从1994年开始，鸿仪系以湖南为基地，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鸿仪帝国，盘根错节，使得外界人士根本无法理清这个错综复杂的企业群。蛰伏了多年后，在2002年国有股转让热火朝天时鸿仪迅速浮出水面。通过注册在上海的上海鸿仪，鄢彩宏借壳张家界、入主国光瓷业、拿下湘酒鬼股权，先后控制张家界、国光瓷业、嘉瑞新材、湘酒鬼和亚华种业五家上市公司。初出茅庐的蛮子让老资格都敬畏三分，当时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说道：“湘军悍勇。湖南的资本玩家也是如此，鸿仪肯定是预见到新机会，这些人都有比别人早看到几步的本事！”值得注意的是，低调的鄢彩宏是清华大学EMBA班第一届学生，他的同学里还有自己的副手、湖南鸿仪的名义董事长侯军。 　　鸿仪系自我介绍是：通过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与上市公司重组、基础设施与重点工程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湘西旅游资源开发、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教育、民生及社会公益事业等一系列举措，发展成为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和数十家企业实体、横跨产业与金融的现代实业集团。无论是湖南鸿仪还是上海鸿仪，都不会出现鄢彩宏的名字。自从鸿仪涉足资本市场，通过担保、融资、认购，到再担保、再融资、再认购的路径……鸿仪系的泡沫愈来愈大。其中风险传递到后来已不是鄢彩宏凭个人的关系与实力所能应对。前几次出现资金危机，鄢彩宏都有惊无险地度过。据说，他认为这是天佑，每年除夕他都要到衡山上烧新年第一炷香，光烧香的钱就打把打把的。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鄢彩宏、改变了鸿仪系。2004年6月7日，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被湖南省纪委“双规”，鄢彩宏也被带走“协助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暴露鸿仪资金问题，造成各路银行向鸿仪逼债。3个月后，被湖南省检察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侯军。2004年8月16日，上海银行将拖欠7600万元到期贷款的被告上海鸿仪、国光瓷业、张家界、嘉瑞新材和上海沪荣物资等公司告上法庭。 　　据有关资料显示，鸿仪系控股的三家上市公司净资产合计只有约6亿元，账面货币资金几近枯竭，而三家公司的银行贷款合计却高达17亿元，贷款担保总计超过22亿元，担保中大部分属于对鸿仪集团的违规担保，由于鸿仪集团已经没有清偿能力，这部分担保责任风险巨大。一位熟知鸿仪内情的人士说，鸿仪在连续出手收购几家上市公司后，耗费了不少资金，但鸿仪并没有能通过这些公司获得新的融资。 　　2007年，鄢彩宏重获自由，并传闻可能重整旗鼓。鄢彩宏继续保持神秘，就是他的亲信都不一定知道他的行踪。早在2006年，证监会对鄢彩宏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这更加剧了鄢本人退居幕后的选择。 　　湖南本土的《企业家天地》杂志给鄢彩宏进行了阶段性的评价：“曾经惊涛骇浪的湖南资本市场，鄢彩宏的名字以及他一手缔造的鸿仪系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打上了时代的标签。提及鄢彩宏，更多的人会如此评价：他是资本湘军的启蒙师，或者，是那个时代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有个事实是，不甘寂寞的鄢彩宏依旧在悄然地积极奔走，当年鸿仪系旗下的上市公司全部陷入债务危机，而大本营湖南鸿仪却依然完好无损，这将是鄢彩宏重振旗鼓的最后筹码。” 　　鄢彩宏准备发力，他的同届同学黄俊钦却还在等待判决。 　　黄俊钦 　　曾经被视为中国商业榜样的汕头商人黄俊钦和他弟弟黄光裕，几乎到了双双入狱的境地，可谓难兄难弟。黄俊钦比黄光裕年长3岁，1986年，20岁的黄俊钦携弟黄光裕到北京打拼，创立国美电器(微博)。1993年，兄弟俩对生意发展方向发生分歧，黄俊钦离开国美电器，投身房地产业。后两人分别创立的“新恒基系”和“鹏润系”，涉足家电零售、房地产、资本等市场，成为中国民营商业中非常强劲的一股力量。黄俊钦所属的新恒基集团开发的项目包括新恒基国际大厦、北京静安中心、鹏润大厦等多个商业楼盘。2008年11月18日，黄光裕案发被控制。9天后，11月27日，黄俊钦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北京市公安局(微博)监视居住，此后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在被羁押了两年多以后，2011年3月30日，黄俊钦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他被诉合同诈骗、内幕交易、偷越边境、单位行贿四项罪名。其中，2006年至2008年间，直接或指使他人给予公安部经侦局原副局长相怀珠等5名国家工作人员的款物折合人民币456万余元，企图寻求其庇护。 　　据公开的起诉资料，早在上世纪末，黄俊钦就指使下属做了各个贷款公司的虚假财务报表，用于申请贷款，在中行北京分行流动资金贷款2.09亿元未归还。 　　2004年6月，中行北京分行将上述贷款划转至北京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信达公司北京办事处继续催收新恒基公司贷款，新恒基总公司仍以资金紧张为由，不履行还款。2005年4月，信达方面将贷款公开招标转让，黄俊钦指令其控制的关联公司中鼎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低于债务总额的价格投标并中标，企图直接逃废债务1.4亿余元，因被发现系关联交易而叫停。直到黄俊钦案发后，新恒基总公司才将贷款本金全部归还。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是医药企业ST金泰的第一大和第三大股东，黄俊钦正是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检察机关指控黄俊钦的内幕交易罪是因为黄俊钦于2006年9月接受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建议，同意向该公司注入优质地产项目资产。后黄俊钦于2007年2月9日至3月5日间，指定累计买入“ST金泰”、“*ST金泰”股票280余万股，成交额1000余万元。同年7月9日，山东金泰上市公司公告披露了相关信息后，黄俊钦又指令将282万余股股票全部卖出，成交额共计人民币2731万余元，获利1720余万元。 　　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再次开庭，对黄俊钦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内幕交易罪、偷越边境罪及单位行贿罪4项罪名进行了简单的质证，未进行宣判。 　　康日新 　　如果制作一份中国EMBA学员权力榜，康日新肯定是头几名。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康日新在56岁的时候结束了职业生涯，提前“退休”，因为他的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这个水电站工人出身的央企高管曾经希望自己告别职场时能够得到敬业、不谋私利的评价，现在看来，这些话像是一种讽刺。 　　2009年8月，康日新因“重大违纪”被中共中央纪委带走，接受调查—2009年底，他被开除党籍。2010年11月，康日新以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原因是“2004年至2009年间，被告人康日新利用担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兼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60万余元。” 　　康日新的落马引起了业内的震动，也有人不相信他会陷入经济犯罪的泥潭。任总经理的数年中，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经营上获得了长足进展。有一组数据是这样的：中核集团主营业务收入从2003年的132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366亿元，年均增长23%；利润总额从2004年的2.4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亿元，年均增长82%；连续5次获得国务院国资委考核A级；全集团人均年收入5年翻了一番。康日新也给人低调、不喜娱乐的印象：他第一次打高尔夫球时很不自在，并一直在找两只手套。 　　康日新栽在“钱”上还有个未经证实的说法。一是康日新在核工业项目招投标上与相关方进行灰色交易。二是2008年康日新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由于股市持续低迷，这些投资出现了大幅亏损。有关人士进一步分析，康日新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闲置资金产生更多投资收益，为集团获得更好的业绩，但中国股市在2008年的惨淡令这些投资被套牢。 　　康日新是工程师出身，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任职于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技术岗位。2002年，康日新成为清华大学第一届EMBA班的学员。据他回忆，在这个班学习的3年时间里，他在企业管理方法和理念上收获很大。据说康日新凭借在这个班上学到的知识，帮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节约了十亿元的支出。 　　陈正贵 　　前文提到“打飞的”赴京就学的人就是陈正贵，他是康日新的同班同学。2003年，他报名就读清华大学EMBA课程，是清华大学EMBA02D班班长。在2004和2005年，他每个月需要抽出四天时间，从昆明飞到北京上课，他戏称这是“打飞的”。 他回到公司后，结合自己在EMBA课堂的学习内容，编写一些课程，给企业内的中高层讲课。 　　2007年，收受贿赂4000万元的前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被判无期徒刑，而涉及此案的12位相关人员也被检察机关起诉，其中就有昆明城建投资公司总经理陈正贵。 　　1997年，胡星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此前，胡星和陈正贵就是关系密切的好友，而陈正贵一度不得志。胡星获得升迁后，陈正贵为了继任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一职。向胡星行贿30万元。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资料，2004年至2005年间，陈正贵利用担任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在该公司开发国道昆明东连接线的项目中，以借款为名，向深圳市的一家投资集团索要了港币600万元。据说是陈正贵从中运作，这家投资公司才有机会到昆明投资。陈正贵承认了向胡星行贿的事实，但没有接受索贿的指控，并坚持是借款。陈正贵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陈正贵有高学历，同行也认为他工作能力强，他还是一位比较出色的业余高尔夫球选手。他1989年获得硕士学位，进入云南省交通厅工作。 　　陈九霖(微博) 　　“曾经大起大落但乐观向上的CEO”，这是陈九霖在微博自我简介里的一句话。 　　陈九霖是一个在公司经营上有不俗能力的人。1996年，中国创立中航油(新加坡)运输私人公司(中航油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时，所有现金只有21.6万美元，除掉租房和办公用品外，所剩无几，连办公室都是向中石化借用的。陈九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起家的。2003年，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达到经营水平上的巅峰：投资6000万欧元收购了西班牙石油设施公司CLH5%的股权；收购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的33%股权。陈九霖为了实现梦想，敢赌敢冒险，这个未竟的大业压垮了陈九霖。 　　2003年起，陈九霖掌控的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经董事会批准后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并小有斩获。中航油此次所从事的主要是场外石油衍生品交易，并不是交易所内的石油期货交易。场外衍生品交易与交易所内的石油期货交易相比，是一对一的私下交易，交易的过程密不透风，风险要比交易所场内交易大得多。 　　2004年1月，国际石油期货价格上涨，公司经营石油衍生品交易出现亏损时，陈九霖本来已经通过口头和书面指令决定斩仓，但是，在高盛公司和中国航油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们的坚持下，陈九霖最终选择了对方提供的“挪盘”( 买回期权关闭原先盘位，同时出售期限更长、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权。风险增大指数无法测量)建议。 　　这年6月和9月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10月油价再创新高，结果使公司石油期权(卖空)总交易量猛增为5200万桶。但无论是高盛还是中国航油交易员等专家都没有告知陈九霖，如此大量的期权业务需要多大的保证金做后盾。 　　后来，市场油价下来了—比中国航油卖出期权的价格低了好几个美元一桶，可中国航油终因资金链的断裂，中途被高盛和三井等逼仓而出现了巨额亏损。 　　11月30日，亏损5.5亿美元后，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破产保护。陈九霖通过资本手段搭建石油帝国的梦结束了。 　　2005年6月9日，陈九霖等五名中国航油公司的高管正式被新加坡检察机关提起控告，陈九霖面临包括未如实发布消息、涉嫌内幕交易等多项指控。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辩论，2006年3月21日下午6时，位于新加坡牛车水的初级法院24庭，陈九霖以欺骗德意志银行、没有及时向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披露信息等罪名被判入狱4年3个月，罚款33.5万新元。在新加坡，中航油事件被认为是自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案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事件，并且再度引发对于新加坡金融控管当局在监督方面是否有失职的争论。 　　事后，陈九霖这样评价自己：“中国航油亏损后，我本人和我创立的模式被人贬低到一无是处。可恰巧是当年的那套模式，促使中国航油集团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 　　陈九霖在湖北黄冈的农村长大，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后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EMBA。据说，陈九霖17岁那年，母亲给他算命，预测他在43岁时遭遇坎坷，但终将渡过劫难。2009年春节，陈九霖重获自由。2010年6月，他出任大型央企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下属的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去年12月6日，中国航油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加坡举办上市十周年庆祝宴会，陈九霖未获邀出席。觥筹交错之际，“陈九霖”的名字被各方来宾小心翼翼地避开。 　　李向东 　　一次原本或许没有多大意义的谈话，却掀起了中国移动(微博)反腐败的一波大浪。 　　2010年3月25日，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同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移动音乐基地创始人李向东进行了一次内容已经不得而知的谈话。几个小时后，李向东突然消失。当时通信业界有传闻，李向东携带了4亿至6亿元人民币潜逃至加拿大。原因是2003年，李向东的妻子、时任四川电信(微博)实业集团副总经理的姚红突然离职，并在随后移居加拿大。据知情人士透露，2009年，中国移动内部有人向总部举报李向东操纵SP(移动增值服务)公司并从中获利。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也在新闻节目中曝光中国移动在增值业务领域涉嫌传播黄色内容，中国移动对SP的管理遭到抨击。审计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0年初先后进入中国移动审查，与移动运营商们合作的SP也首次被纳入审计范畴。“由于很多问题说不清楚，李向东选择了出逃。”知情人士透露。 　　时年45岁的李向东不仅有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EMBA.2005年，李向东极力说服中国移动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李华，并由李华向中国移动总公司提出申请，在成都建立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将全国各省、市及自治区的彩铃接入权收归该基地。中移动总公司也欲借此增加话语权，进而主导产业链。2006年春节，基地12530网站与央视“春晚”同步直播，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就一直在这个产业链中牢牢占着主导地位。至2009年末，据中国移动总公司财务报告显示，由无线音乐基地带动的音乐增值服务，整个移动网收入达到了220亿元，这个数字占中国移动总公司全年收入的4.2%、增值业务收入的16.8%.中国移动音乐基地设在成都后，负责人李向东一夜间大权在握，全国的每位SP服务商，都必须得到他的批准才能取得资质，否则就无法进入移动音乐增值这个链条。移动音乐(彩铃)也激活了当时走向衰亡的中国唱片业，李向东被业界视作财神，成为音乐行业的从业人员争相拉拢的对象：因为唱片公司、彩铃制作和分销等各类增值业务公司能否被纳入中移动的销售体系，都是中国移动数据部说了算。李向东的地位随着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的发展而迅速提升。据当时媒体的报道，仅仅几年，李向东在中国无线音乐界建立了“教父”一般的地位，亚洲四大唱片公司全球高层每次来华几乎都要拜会李向东。据说即使是王力宏、蔡依林这样的台湾大牌明星来大陆进行推广，也必须要赴川拜会李向东。据《时代周报》的报道，李向东打网球，很多SP服务商们也开始学网球，李向东开始玩高尔夫，SP服务商们也跟着打高尔夫。一直到出走之前，每逢周末，李向东一直接到打球邀请，要么是北京、要么是海口，来回都是头等舱。 　　前文所谓“说不清楚”的问题，是在李向东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负责人的十年时间里，有多位亲朋成立相关联的公司，而背后控制人很可能是李向东。 　　“李向东出走后，留下的网球拍和高尔夫杆一大堆，如果把他自己用不了送亲朋好友那些全加起来，差不多能装满一个小箱柜货车。”据一位知情人透露。 　　李向东在消失两周后归案。 　　王益 　　2008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中共中央纪委“双规”。2009年春节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签发逮捕令，以涉嫌受贿罪对王益实施逮捕。这位“文艺中年”在秦城监狱中等待判决。案发前，王益先后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国开行副行长，他还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并协助创办了光华EMBA。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收费一万美元的光华EMBA金融班中大多数人是王益组织进来的，这些人都是冲着王益的官员背景而来。说王益是“文艺中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热爱音乐，不仅用电脑作曲，还举办音乐会。任职国开行副行长时，王益创作了《神州颂》，并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全国巡演。财经评论员叶檀曾说，王益被“双规”是德隆系倒台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事件，因为它昭示着最高层肃清股市秩序的决心不可动摇，中国有关方面有勇气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迷障。 　　身居高位的王益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做了什么？检方指控称，王益收受贿赂总共为三大笔，总额为1190万元。第一笔受贿金额538万元，来自深圳市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涛，他从王益手中获得了湖南境内两条高速公路的投资机会；第二笔金额630余万元，由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提供，部分是经王磊(王益弟弟)之手；第三笔金额来自于另一名叫王磊的“掮客”，他在为其他人争取贷款时获得300万元好处费，分给王益30万元。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某曾经和王益有过恋情。刘在北京东直门某小区买了一套房，月供上万元。王益让李涛给了刘200万元，用于偿还房贷。后来王益事发被调查时，他让刘把200万元还给李涛，并让刘给了李涛4万元利息。刘卷入王益受贿案，一度让这桩案子有了桃色味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6月15日对王益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崔斌 　　过去的10年，一个叫崔斌年轻人通过在媒体广告经营方面的出色表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过去的1个月，身为《京华时报(微博)》总经理的崔斌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因为他充当了一次不光彩的掮客。1月8日，崔斌被北京市委宣传部免去《京华时报》总经理职务，他担任副总裁的文化中国传播集团也将高管名单上其名字抹去。 　　2010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达芬奇密码”节目让我们知道了达芬奇不止是意大利艺术大师，也可能是伪造名牌家具的销售商。这期节目让名为达芬奇的家居公司饱受舆论指责、接受工商、税务等机构的调查，更让其经营状况一落千丈。达芬奇公司的股东急了，他们下意识地想到了通过潜规则手段来平息这次风波。根据《新世纪周刊》在之后的跟踪报道，“达芬奇公司造假”有可能并非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所说的那样。 　　根据《新世纪周刊》的报道，7月14日，达芬奇家居(微博)董事黄志新通过北京一位地产界人士与崔斌认识，此时崔斌的身份是香港上市公司文化中国传播集团总裁。崔斌告诉达芬奇家居公司的人，他认识制作“达芬奇密码”这期节目的人。崔斌让黄志新与一家广告公司签署了一份300万元的公关顾问服务合作合同，聘请该公司与各大主流媒体“深度沟通”，帮助达芬奇家居平息事件的负面影响。以后一直是崔斌帮助达芬奇方面同央视的记者见面。 　　公开的资料中，崔斌在吉林大学读本科，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MBA学位。1997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负责海外版的广告，2001年由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邀请出任《京华时报》副总经理兼广告中心主任，2003年在上海出任《青年报》总经理，2006年出任世通华纳传媒之执行董事。曾获中国传媒十大经营人物、中国十大传媒创新人物。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崔斌曾经说自己是“中国媒体市场化进程中的经理人标本。 　　本文在事实获取方面，参阅了《时代周报》、《中国经营报(微博)》、《英才》、《新世纪周刊》等报刊，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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